基本面观察11月第2期:从贸易格局变化看潜在关税影响
核心观点
上一轮加征关税后,我国制造业份额仍有小幅提升,主要表现在我国制造业占比、出口份额、贸易顺差均有所提升。
结构变化来看,车辆、通用机械、电机与电气设备、化学制品、矿物燃等出口份额有所上升。从地域来看,对美欧日韩与香港出口占比下滑、对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出口占比上升。从结构来看,出口层面关注转口、出海与产业链优势;进口层面关注国产替代蓬勃发展。向前看,虽然我国产业链优势整体有所提高,对美国的直接贸易虽有所下滑,但考虑了直接贸易+产业链联系的影响之后,我国对美国需求的依赖下滑并不明显。结构上看,增长与依赖情况不同的商品受影响程度有差异。
1、事实:上一轮加征关税后,我国制造业份额仍有小幅提升,主要表现在我国制造业占比、出口份额、贸易顺差均有所提升。截至2023 年,我国贸易顺差规模达到8221 亿美元(2017 年为4195 亿美元,后同)、出口占世界贸易比重上升至14%(12.7%)、生产占全球比重20.4%(19.7%)。
2、结构变化:对比2023 年和2017 年出口结构。
(1)产品结构
对出口份额增长有正向拉动效应的主要商品:
①车辆、通用机械、电机与电气设备占比上升:属于新崛起的产业链优势出口产品,受集成电路、蓄电池、半导体器件等商品出口规模快速增长拉动;
②化学制品、塑料及其制品、钢铁制品、其他杂项等占比上升:主要受益于东盟、印度、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等新兴地区需求的拉动;
③矿物燃料、金属制品等占比上升:背后是国际冲突背景下,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对能源、稀土金属等需求;对出口份额增长有负向拉动效应的主要商品:
①服装及衣服、纺织制成品、鞋靴等:贸易摩擦大背景下,传统劳动密集型优势产业链迁移②专业、科学仪器、光学设备、自动设备等:受美国技术封锁与出口等因素的影响,部分高精尖产业的出口份额下滑。
(2)地域结构:出口向各国占比呈现如下几方面变化:
①对美欧日韩与香港出口占比下滑:2018 年后,中美贸易摩擦开启,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高额关税,中国对美欧日韩等经济体出口份额下滑。2020 年,美国终止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从当年9 月25 日起所有香港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中国→香港→美国/日本等贸易链条受到影响。
②对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出口占比上升:一方面是中国-东盟的经济合作加快、一带一路发展、东盟的经济景气度高于全球平均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部分中国产业外迁以及东盟承担部分转口贸易的影响。
③对俄罗斯出口占比上升:国际局势、经济合作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有所上升。
④对印度、墨西哥等新兴国家出口占比上升:全球产业链重构,印度、墨西哥等对我国生产替代冲击较大,和我国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关系;
3、从结构变化看我国贸易顺差走扩的原因:
(1)出口层面:产业链优势+转口+出海。
①关注产业链优势的发展,即通过优势产品抢占了更多的市场份额。我们以中国+G7 出口各类产品中我国的份额作为产业链竞争力的代表,若份额有所提升,说明我国产品抢占了发达经济体同类产品的份额,这类产品主要集中在1)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2)货车、叉车和汽车;3)焊接机械、激光加工机床、织布机缝纫机、挖掘机、金属加工机床等多类机械设备;4)机械零件、集成电路等偏高端中间品,印证我国的产业链优势。
②关注转口影响。我们选取17-23 年美国从我国进口份额降幅在10 个百分点以上的逾60 类商品,多数与东盟国家存在替代关系,且从我国出口东盟的同类商品也同步增长来看,说明可能存在转口贸易。
③三是关注出海的进程。出海的过程中,我国从直接出口制成品,转变为更多出口资本品和中间品。出海背后是产业链重构,即我国在贸易环节中增加了第三地,与其余国家形成了上下游关系,伴随着产业链重构,远期来看出海可能存在脱离国内贸易体系的倾向。
进一步分析图5、图6,我们以第三地—东盟为例,我国出口东盟和东盟出口美国的金额整体较为匹配,表明或有转口现象。不过在转口之外,产业链重构已经发生。一方面,手机、电脑、半导体、电机和电气零件等产品,东盟对美出口增长更多,说明已存在一部分的产业外迁,东盟产能对我国形成替代;另一方面,各类平板显示模块、电动机、发电机、电阻、制纸机械等资本品和中间品来看,我国出口东盟的变化更多,可能对应出口至东盟进行进一步加工,更贴合出海和产业链重构逻辑。
(2)进口层面:国产替代蓬勃发展
①总量层面来看,我们通过出口产品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与总产出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量指标反映国产替代的发展程度。指标越高表明国内产业链的完整性和自给自足的能力,能够通过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度较低。截至2023 年,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为85%,2017 年为83%;总产出的国内增加值率分别为40%,2017 年为38%。
②结构层面来看,我们通过2017 年至2023 年出口增速与进口增速的差值以及出口金额/进口金额指标的变化刻画进口替代。即随着国内生产链条的完善,对外部的进口依赖会有所减弱,产品的出口会有所增加,两指标会呈现上行趋势。
具体表现如下:
国产替代较为成功的领域:1)电信及声音装置、供热及照明装置、家具及零件、金工机械、非初级形状塑料等。中游的零部件市场等环节供应链链条较长,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明显,逐渐实现了国产替代。2)车辆、通用机械、电机与电气设备等。新崛起的产业链优势出口产品,性能成本等在国际上皆有优势。
国产替代仍有较大潜力或产业转移的领域:1)专业科学设备、光学摄影等设备、医药产品等。技术类产品面临“卡脖子”问题较为明显。2)服装、鞋靴、旅行用品等。部分传统劳动性密集产业比较优势丧失,产业链向外转移。3)矿物燃料、有色金属、钢铁等。上游资源品相关行业取决于禀赋优势,不存在国产替代。
4、展望:这一轮关税的潜在结构影响?
虽然我国产业链优势整体有所提高,对美国的直接贸易虽有所下滑,但考虑了直接贸易+产业链联系的影响之后,我国对美国需求的依赖下滑并不明显:我们可通过投入产出表计算美国进口商品中来自中国的增加值占比,因数据来源限制,仅统计至2020 年,但从16-20 年的数据可以看出,相对于直接的贸易份额,我国对美国需求份额的降低幅度相对较少。向前看,在后续的关税博弈中,转口可能受到特朗普“原产地识别”政策的影响;而出海的生产和就业均转移至第三地,符合产业链重构的趋势,股权可能存在多重嵌套,从目标和识别难度来看,所受冲击可能小于转口贸易。
结构上看,哪些产品可能更受影响?我们基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①美国从我国进口产品的份额变化:变化越小说明对我国的依赖度越强,本次的征税力度和直接影响也可能相对越小;②我国出口金额增速:增长越快说明我国的产业链优势相对越高。基于两个维度的指标,我们划分出四个象限的产品:
(1)高增长+高依赖,对应我国具有强产业链优势的产品,积极的方面在于,这部分产品在全球尚难以找到足量的替代品;但美国本轮关税的目标在于降低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度,这部分商品可能成为重点关注对象,主要包含新三样、飞行器及零部件、带电机的家电、无机化学品等化工产品、医药产品、集成电路等。
(2)高增长+低依赖,这部分也具有一定的产业链优势,但更多表现在对非美国家的出口,本轮可能受到一定影响,受影响幅度或不会太高,主要包含半导体部件、变压器变流器发电机等电力机械。
(3)低增长+低依赖,这部分更多对应转口与出海逻辑,在上一轮关税中的对美直接贸易已明显降低,但出口总额基本持平,对美国需求的依赖仍在,不过这一轮可能受到较大影响,主要包含手机、电脑等组装环节,服装、鞋靴、木制品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非金属矿物等传统行业,平板显示模块等中间品。
(4)低增长+高依赖,这部分对美出口和行业前景均相对稳定,如农林牧渔产品、铁路及轨道装置等,这些产品抑或存在一定的生产优势、但行业趋于稳定、增长前景不强;抑或偏上游原材料、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成本优势,预计本轮影响相对可控,但也难以提供更多的边际信息。
此外,美国关税还有降低产业链过度依赖问题,因此对于高依赖度且事关安全的领域,仍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度。
风险提示:美国对华关税政策超预期、国产替代发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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